目录
1. 远古时代的信息传递
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时，我们的祖先便已经利用原始而本能的声音，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声调与节奏，来交流信息与情感。这种史前时代的沟通方式，在其核心本质上，与我们当代所运用的通信手段并无二致：它们都是一种信息的编码与解码过程。然而，鉴于早期人类社群的生活相对单纯，他们所需要交换的信息量相对较少，因此，简单的吼叫和身体语言就足以满足其基本的交流需求。在那个时代，尚未迫切需要借助文字或数字这样的抽象符号系统，来传达复杂的概念或记录事件。
2. 文字的起源
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信息交流的需求日益增长，单纯的口头传递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交往，且人类记忆的局限性也迫切需要一种更为持久和可靠的记录方式。于是，文字应运而生，成为承载和传递知识的关键工具。古埃及人于公元前3000年发明象形文字，其符号数量随着社会需求不断扩张，但随时间演进，概念聚类的现象出现，使得文字数量得以稳定。这种聚类过程与现代机器学习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依靠漫长的岁月，而现代则借助计算机瞬间完成。
然而，文字的聚类特性也带来了解读上的歧义性，如多音字的存在使得同一文字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读音和含义，有时即便结合上下文也难以明确其确切意义。这也对现代的翻译技术造成了影响，无论多高大上的翻译软件，都会
文字的出现确保了知识的传承，使得文明得以延续，正如中华文明所展现的那样。地理隔离孕育了不同的文字系统，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则依赖于翻译。作者在此强调了一个观点：不同文字系统在记录信息的能力上是等价的，这构成了翻译可能性的基础。现代科学甚至采用数字来描述信息，这构成了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础。
作者讲了一个历史小故事：1798年在罗塞塔，一位法国中尉发现了一块刻有象形文字、埃及拼音文字和古希腊文的古埃及石碑。由于古埃及曾受希腊和罗马的统治，象形文字逐渐失传，仅祭司们仍知其秘。直至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根据罗塞塔石碑上的其他两种文字，破解了象形文字的秘密，从而让失传的象形文字重获新生，也让古埃及的历史得以为现代人所阅读。
基于这段历史，作者提出了两个深刻的启示：首先，数据的冗余存储至关重要，正如罗塞塔石碑所示，三种语言的并存确保了信息的不丢失；其次，对于翻译工作而言，拥有双语或多语对照资料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翻译都依赖于这样的语料。
正是因为罗塞塔石碑的翻译故事，许多现代翻译软件以“罗塞塔”命名，以此纪念那段跨越时空的语言之旅。
3. 数字的起源
在追溯数字起源时，作者提到最初人类认知的数字范围极其有限，仅能辨识至数字3。超出这个范围，无论数字多大，均以“许多”笼统称之，未能形成精确计数系统。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开始借助手指进行计数，由此可能孕育出今天我们广泛采用的十进制系统。
在数字记录上，从最初的骨片和木块上的刻痕，逐步演变为书写形式数字。当十指不足以应对更复杂的计数需求时，进位制的发明代表了一个重大突破，显示我们祖先已能够对数量进行编码。雅玛文明采用的二十进制较为复杂，限制了其文化的发展传播。
中国与罗马文明分别发展出独特的编码体系。中文数字通过“个、十、百、千、万、亿、兆”等表达数量级，而罗马数字则用“I、V、X、L、C、D、M”表示对应的数值。中文采用乘法逻辑，如三百万写作“3*100*10000”；罗马数码则基于加减法原则。明显地，中文计数方式因其简洁性而优于罗马系统。
古印度人的编码系统更为先进，使用“0, 1, 2, 3, 4, 5, 6, 7, 8, 9”这些数字，即阿拉伯数字。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一系统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普及。阿拉伯数字不仅简洁，还标志着数字与文字分离，使语言和数学得以独立发展，两者在近千年的研究中没有任何交集。
4. 文字和语言背后的数学
4.1 编码原理
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起初被误认为象形文字，后经研究发现其实是拼音文字的雏形，每个楔形符号对应一个音素。这一发现是语言学上的重大突破，因为它揭示了人类语言从具体形象向音素抽象的转变。
腓尼基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将复杂的楔形文字简化为22个字母，这一简化不仅提高了书写效率，也为文字的传播和演化铺平了道路。他们将这一体系带到了爱琴海诸岛，影响了希腊人的祖先，并促成了希腊文字的诞生。希腊文字的优化和改良，使得拼写与读音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表达效率。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扩张和罗马帝国的建立，古希腊的拼音文字逐渐成为欧亚非大陆的主要语言体系，至今仍对西方文字产生深远影响，被称为拉丁文字。
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进步，也体现了语言编码的抽象化和效率化。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意形文字，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信息论中的“最短编码原理”，即常用词汇趋于简短，罕见词汇则相对冗长。这一点在文字的自然演进中得到了巧妙的体现，无疑揭示了人类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
4.2 压缩与解压
在古代，纸张的昂贵以及书写介质的稀缺性，如龟壳、骨头、竹简等，使得刻字成为一种既耗时又耗力的活动。因此，古人在书写时极为节约用字，每个字都力求精炼至极，文言文便是这种精神的产物，它以极度的简洁著称，追求以最少的字数表达最丰富的意义。这种做法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文字压缩”技术。
相对而言，现代的日常口语交流和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过程，则可以比作是对古代文言文的“解压”，通过增加文字量来降低信息密度，使得语义变得更加明晰易懂。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语言的适应性和演变，也展示了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沟通方式的演进。
4.3 校验码
在古代犹太文化中，抄写圣经被视为一项神圣的任务，对精确度要求极高，因为任何错误都被视为对上帝的亵渎。为了确保抄本的无误，犹太人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他们将每个希伯来字母与一个特定的数字相对应。在进行圣经抄写时，他们会在每页完成后，仔细计算每一行和每一列字母对应的数字总和，并与原始经文的相应数值进行对比。这种方法有效地帮助他们识别出任何潜在的错误，确保了文本的完整性。
这一古老的校验技术，在当时尚未被命名为“校验码”，却无意中预示了现代计算机和通信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校验码概念。这些方法，如循环冗余校验（CRC）和哈希函数，都是基于类似的原理，即通过数学计算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古代犹太人的这种创新做法，不仅体现了他们对神圣文本的尊重，也无意中展现了他们在信息验证技术上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