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献厚礼
1936 年，在号称“工程师的摇篮”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速客悄悄推开了学生宿舍的房门。客人说他来自贝尔实验室，大名叫做凯利。即将毕业的博士生肖克利（W.Shockley）吃了一惊，他久闻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大名。
“小伙子，愿意来贝尔实验室工作吗？”凯利快人快语，毫不掩饰自己来“挖人”的意图。肖克利怦然心动，在电子学方面，贝尔实验室开展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研究，发明专利的注册达近万项之多。肖克利太愿意到贝尔实验室工作了。毕业之后，他毫不迟疑地打点行装，来到了新泽西州。
贝尔实验室早就有另一位青年人，似乎在等着肖克利的到来，他的名字叫布拉顿（W.Brattain）。布拉顿先后取得过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从1929 年起就加盟贝尔实验室。两位青年志趣相投，一见如故。肖克利专攻理论物理，布拉顿则擅长实验物理，知识结构相得益彰，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工作之余，他们也常聚在一起“侃大山”。从贝尔电话上的继电器，到弗莱明、德福雷斯特发明的真空管，凡是涉及到当时电子学中的热门话题无话不谈。直到有一天，肖克利讲到一种“矿石”时，思想碰撞的火花终于引燃了“链式反应”。
肖克利激动地对布拉顿说，“有一类晶体矿石被人们称为半导体，比如锗和硅等等，它们的导电性并不太好，但有一些很奇妙的特性，说不定哪天它们会影响到未来电子学的发展方向。”布拉顿心领神会，连连点头。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肖克利和布拉顿或许更早就“挖掘”到什么“珍宝”，然而，战争毕竟来临了，肖克利和布莱顿先后被派往美国海军部从事军事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的半导体研究课题遗憾地被战火中断。
1945 年，战火硝烟刚刚消散，肖克利一路风尘赶回贝尔，并带来了另一位青年科学家巴丁（J.Bardeen）。肖克利向布拉顿介绍说，巴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物理博士，擅长固体物理学。巴丁的到来，对肖、布的后续研究如虎添翼，他渊博的学识和固体物理学专长，恰好弥补了肖克利和布拉顿知识结构的不足。
贝尔实验室迅速批准固体物理学项目上马，凯利作为决策者在任务书上签了名。由肖克利领头，布拉顿、巴丁等人组成的半导体小组，把目光盯住了那些特殊的“矿石”。肖克利首先提出了“场效应”半导体管实验方案，然而首战失利，他们并没有发现预期的那种放大作用。
1947 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一个细雨朦朦的星期二午后，布拉顿和巴丁不约而同走进实验室。在此之前，在巴丁固体表面态理论的指导下，他俩几乎接近了成功的边缘。实验表明，只要将两根金属丝的接触点尽可能地靠近，就可能引起半导体放大电流的效果。但是，如何才能在晶体表面形成这种小于0.4 毫米的触点呢？布拉顿精湛的实验技艺开始大显神威。他平稳地用刀片在三角形金箔上划了一道细痕，恰到好处地将顶角一分为二，分别接上导线，随即准确地压进锗晶体表面的选定部位。
电流表的指示清晰地显示出，他们得到了一个有放大作用的新电子器件！布拉顿和巴丁兴奋地大喊大叫起来，闻声而至的肖克利也为眼前的奇迹感到格外振奋。布拉顿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电压增益100，功率增益40……，实验演示日期1947 年12 月23 日下午。”作为见证者，肖克利在这本笔记上郑重地签了名。
布拉顿和巴丁终于在圣诞节的前夜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半导体放大器件，为人类电子事业的发展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他们决定把这种器件命名为“晶体管”。1948 年，美国专利局批准了贝尔实验室关于晶体管的发明专利。然而，专利书上的发明人只列着布拉顿和巴丁。肖克利看后，一笑置之，他毫不气馁。
在同伴成功的激励下，肖克利快刀斩乱麻，一举攻克晶体管中的另一座“堡垒”：他发明了一种“结型晶体管”，离布拉顿和巴丁发明“点接触型晶体管”的时间仅隔一年。人们后来知道，结型晶体管才是现代晶体管的始祖，它不仅预示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肖克利坚韧不拔的精神体现，以致有人恢谐地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肖克利坚持管”。
1948 年7 月1 日，美国《纽约时报》用了8 个句子的篇幅，简短地公开了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的消息。它就像8 颗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电子行业“引爆”出强烈的冲击波，电子计算机终于大步跨进了第二代的门槛。1954 年，贝尔实验室乘热打铁，使用800 支晶体管组装成功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TRADIC。
1956 年，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共同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单骑斗巨人
1956 年，其貌不扬的晶体管先声夺人，大摇大摆闯进电子管的“幸福家园”，电脑业界风云突变。IBM 公司小沃森高瞻远瞩，策划着IBM 电脑换代的重大举措，他宣布说：“从10 月1 日起，我们将不再设计使用电子管的机器，所有的计算机都要实现晶体管化。”
三年后， IBM 公司在它的电脑产品700 系列后加上了一个0，全面推出晶体管化的7000 系列电脑。以晶体管为主要器件的IBM7090 型电脑，换下了诞生不过一年的IBM709 电子管计算机，从1960 年到1964 年一直统治着科学计算的领域，并作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典型代表，被永远载入电脑的史册里。
这是IBM 的黄金季节， 它稳稳当当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它登上了美国《幸福》杂志500 家企业排行榜的榜首，霸占着美国电脑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它的企业标志和商品标志──IBM，三个英文大写字母，每个字都由八根蓝条拼成；它的销售人员，一律着深蓝色的西装，内衬雪白的衬衫。蓝色，衬托出IBM 公司不可一世的轮廓，人们开始把它称做“蓝色巨人”。当“七个小矮人”唯“蓝色巨人”的马首是瞻之后，一枝独秀的IBM，就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与之抗衡吗？“不！ ”早在1953 年的冬天，就在IBM 实验室大门外，有一位与小沃森差不多年龄的工程师，坚定地发誓说道：“我要在IBM 的地盘上将IBM 击败。”虽然那时，他只有孤身一人，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他的大名叫肯·奥尔森（K.Olsen）。奥尔森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氛围中成长的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都把冯·诺依曼当做心中的偶象，希望成为真正的电脑科学家。然而，奥尔森却偏要“下海”，他决定告别学院的研究工作，创办自己的电脑公司。
做出这个决定需要数十万美元。1957 年盛夏，31 岁的奥尔森和伙伴安德森，钻进莱克星顿图书馆，从几本工商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中，“抄”回了一个“经营方案”。带着刚学会的“经商知识”，他俩贸然来到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申请贷款。就像当年艾肯只身闯入IBM 总部，向老沃森鼓吹马克1 号那样，奥尔森也必须说服ARD 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多里奥特，他开门见山坦陈自己的打算。
“在我看来，您的公司编一份财务统计表或者花名册什么的，根本无需使用数百万美元的大型电脑。我们能造出一种比IBM 更便宜的，由用户们自己操作的小型计算机。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与机器相互交流。世界上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解决的。”
多利奥特渐渐被奥尔森的设想迷住，不过他仍觉得面前两位青年锋茫太露，与蓝色巨人IBM 较劲可不是好玩的。“我可以为你们筹集7 万元，不过嘛，”多利奥特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能用‘计算机’做企业名称，董事会决不会相信，在通用电器公司那样的巨头都栽了跟头的电脑行业，你们能搞出什么名堂。”
奥尔森点头答应了条件，1957 年8 月，他的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在波士顿以南一栋破烂不堪的厂房里挂牌开张，企业名称的英文缩写是DEC，D 是数字，E 是设备而C 是公司。奥尔森恪守了诺言，DEC 招牌上没有“计算机”的影子，以制造电子设备为业，奥尔森把电脑梦深深藏进心底。一年后，这家仅12 人的公司站住了脚根，卖出近10 万元的产品。
当DEC 的羽翼渐丰后，他们悄悄开始了电脑研制。1959 年，DEC 的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脑装配完成。为了不引起IBM 的注意，奥尔森给它取名“程序数据处理机”，简称PDP-1。PDP-1 的体积只有一台冰箱大小，用户可以从荧光屏上观察到机器处理数据的全过程，它是市场上第一台“有面孔”的计算机。
PDP-1 型电脑在夹缝中成长， 一路顺风卖出53 台，它使DEC 销售额直线上升，在第5 个年头就创造了650 万美元的奇迹。1965 年，当集成电路面世后，DEC 公司不失时机地向全世界宣布，它生产了一种价格最低、功能最强大的PDP-8型集成电路计算机。
人们开始理解到PDP-8 带来的信息。那一年，街上流行“迷你裙”，姑娘们争相穿上短过膝盖的裙子，活泼轻盈，显得那么妩媚动人。新闻传媒把PDP-8与IBM 的大型电脑列在一起评头论足后，戏称它是“迷你机”。“迷你”（mini）即“小型”，这种机器，小巧玲珑，长61 厘米，宽48 厘米，高26 厘米；售价也只有1 万多美元。报纸和杂志一窝蜂登出评论文章，标题都是“小型计算机时代来临”。其后，PDP 被成千上万家企业、学校和科研部门购买。到本世纪60 年代末，DEC 公司依托小型电脑正式崛起，并带动了约70 多家公司生产这类机器。由此，奥尔森获得“小型机之父”的美誉。
整个七十年代，DEC 公司集中力量开发PDP-11 和VAX-11/780 两大系列小型机。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小型机大规模普及推广，DEC 公司的销售额以平均年增36％的速度飞速增长。1987 年，该公司成立的第30 个年头，它的年收入超过93 亿美元，利润突破10 亿，员工达到12 万，成为与IBM 齐名的世界第二大电脑公司，达到辉煌的顶峰。
硅谷的诞生
1939 年1 月1 日，两位大学毕业生在一间简陋的汽车库里，以掷硬币的办法确定了创办公司的名称；50 年后，这间车库被确认为美国加里福利亚州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它极大地影响了电脑发展的进程。
硅谷的诞生必须从斯坦福大学讲起。这所已有100 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当瑞典国王1984 年访问该校时，竟有10 位仍健在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他合影。它是美国铁路大王斯坦福为纪念他早逝的独子，斥巨资创办的私立大学。
斯坦福当年置地5 万公顷，把校址选在了旧金山以南约50 公里的圣克拉拉郡，以帕洛阿尔托小镇为中心，包括约20 公里宽的一片狭长的谷地。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宜人，到处栽满了果树，最负盛名的特产是梅脯。
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中，人们都听说过心理学家特曼的大名，却不太清楚他有个名叫弗雷德·特曼（F.Terman）的儿子。小特曼自幼多病，在家养病时迷上了无线电，所以报考大学时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电器工程，因而没有继承父业。
弗雷德·特曼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导师就是那位发明模拟计算机的布什教授。布什一再向学生强调：大学不应该作为专修学问的象牙塔，它要成为开发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大本营。毕业后的特曼回到斯坦福，被聘为无线电教授，他为人谦虚，说话低声细语。学生们都说：特曼先生可能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发明家，但他确是天生的教书高手。
30 年代末，受人尊敬的特曼教授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决心把布什的思想付诸实施，他大胆地作出决策：批租土地、吸引投资、转让技术、开发成果；他满怀信心地幻想着：帕洛阿尔托梅树丛中将萌生出一个高科技的“斯坦福工业园”。
在大学园区创办企业，第一个“吃螃蟹”者是需要胆识的。特曼想到了自己的两位得意门生，立即把他们叫到办公室。
先进门的这位，瘦高的个子，紧接着进来的另一位，身高却不到前者的肩膀。特曼对学生非常熟悉：矮个休利特（W.Hewllet），读中学时就对无线电特别痴迷，曾把家里的阁楼改装成一座电台；高个帕卡德（D.Packard），与休利特相识在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场，由于对无线电和体育的共同爱好，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目前，两位好友都在边干研究边读硕士，是特曼为他们安排的奖学金，他们也都选修了教授开设的电子学课程。
特曼对休利特说：“我记得你的硕士论文是《可变频率振荡器的研究》，你能把它做出来吗？”休利特回答道：“我早就制成了一台样机，成本只需55 元……”帕卡德抢着过话头说：“我到商店看过价格，类似的东西要卖到500 元。我们正想找您商量，能否帮助推荐给某个厂家。”
特曼摇摇头，意味深长地问道：“你们难道没想过另外的出路？” 休利特看了看帕卡德，大着胆子对教授讲：“我们是很想自己办公司，但是，没有开办经费，也不知道您的意见。”特曼听到此话，不禁大喜过望：“我就是想让你俩带头闯路！至于钱嘛，我这里还有一点，今后再想办法。”
特曼教授支援的开办经费是538 元。两位青年回到帕卡特家，清理出一间汽车库，挂出了“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招牌。公司名称的英文缩写，是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HP”，中文译作“惠普”。帕卡德新婚妻子露西尔不得不外出打工，为这家“企业”提供微薄的生活费用。惠普公司制造的第一个产品──用电子管制作的音频振荡器，恰好碰到迪斯尼公司拍摄动画片急等着使用这种仪器，一下就卖出8 台。此后，他们又研制出电子计算器和其他产品，一发而不可收：1940 年搬出了汽车库；1942 年建造公司第一座大楼；1951 年销售额即达
到了550 万元。
特曼教授显得比学生还要高兴,他逢人便讲惠普崛起的“神话”，向人们宣传靠近大学办企业的种种优势。“去找休利特或者帕卡德谈谈吧，”特曼由衷地说，“以惠普为榜样，你们一定能迅速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特曼精心播下的种子，不断地发芽、开花、结果。1955年，已有7 家公司前来办厂，1960 年增加到32 家，到1965 年斯坦福工业园区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集中了近70 家高新技术企业，象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斯坦福大学。
圣克拉拉谷的果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由玻璃和钢铁建造的不冒烟的工厂。现代化的建筑群依偎在青山之间，蛛网般的高速路连接着鸟语花香的群山峡谷。到了本世纪80 年代，这里竟云集了近3000 家电子电脑企业，如果把诸如营销、咨询、公关、投资等行业算在内，这条狭长地带的公司总数超过8000多个。
新闻记者兴奋地写道：“这里的人远远不只是把沙子变成黄金，他们是在把沙子变成智能。”圣克拉拉谷成了举世瞩目的神奇土地，成了电脑发展的基地。由于这里的企业，大都与硅晶体管和硅芯片关系密切，自1971 年始，人们为圣克拉拉谷换了一个响彻云霄的美名──“硅谷”。
以538 元起家的惠普公司，如今已是员工10 万、产品数千种、产值数十亿的电子电脑跨国集团。80 年代初，惠普曾以勇敢的姿态，第一个进军中国大陆，率先建立起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休利特和帕卡特没有忘记恩师的提携，他们向斯坦福大学捐款数百万，一座现代化的“特曼大楼”拔地而起，人们都尊敬地称特曼是“硅谷之父”。
天才“八叛逆”
1955 年，发明晶体管的肖克利博士回到了故乡圣克拉拉，正中特曼教授为硅谷网罗天下英才之下怀：有了肖克利这棵“梧桐树”，何愁引不到成群的“凤凰”来？
全世界电子科学界都焦急地关注着肖克利的行踪。据说，300 年前当牛顿宣布准备在他的故乡建一所工厂时，全世界的物理学界也是如此心态。果然，从硅谷的了望山传来消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宣告成立。不久，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求职信像雪片般飞到肖克利办公桌上。
第二年，以诺依斯（N.Noyce）、莫尔（G.Moore）为首的八位青年科学家，陆续加盟肖克利实验室，他们年龄全都在30 岁以下，风华正茂，学有所成，正处在创造能力的巅峰。其中，有获得双博士学位者，有来自大公司的工程师，有著名大学的教授。肖克利慧眼识英才，青年人也都由衷地感到，今后要与肖克利一起，去改写人类电子世纪的历史。这种感觉不久就得到验证：当年11 月，斯德哥尔摩打来长途电话，肖克利博士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年轻人簇拥着科学巨匠来到帕洛阿托，在该市最庄重的“黛娜木屋”酒家举行庆典，用香槟酒为他们的“领航员”庆贺。
29 岁的诺依斯恭敬地向肖克利博士敬酒，他是八人之中的“长者”。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曾选择了一家很小的公司任职，因为只有在小公司里，他才可能独当一面，既当科学家，又当企业家，从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诺依斯可算是最坚定的“投奔者”。飞抵旧金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倾囊为自己购下住所，断然决定永久定居，然后才去晋见肖克利。什么工作环境啊，条件啊，待遇啊，一概全不知晓。
其他七位青年，来硅谷的经历与诺依斯大抵相似。招齐员工后，肖克利下令实验室大量生产晶体管，要把成本降到每只5 分钱。然而，肖克利虽然雄心勃勃，但对管理却一窍不通，把实验室的生产指挥得一塌糊涂，全然听不进别人的善意规劝。特曼后来评论说：“肖克利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
年轻人彻底地失望了：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产品问世。1957年，八位青年中的七人偷偷聚在一起，瞒着肖克利商量“叛逃”的办法。想来想去，决定自己创办一家公司。可他们也都不懂生产管理，大家一致同意“策反”诺依斯，他看起来是唯一有点儿领导才能的人。没料到诺依斯也早就萌生了“外心”。当八位青年联名递上辞职书的时候，肖克利不由得火冒三丈。“你们简直是一群叛徒！”肖克利指着诺依斯的鼻子，怒不可遏。年轻人面面相觑，但还是义无反顾离开了他们的“伯乐”。这就是电脑史里人所共知的有关“八大叛徒”的趣谈，不过，肖克利本人后来也改口把他们称为“八个天才的叛逆”。
肖克利实验室因主要骨干出走一蹶不整，1960 年被收买，1968 年彻底关门。实验楼经过改造后，变成一家电子音响商店，出售着由肖克利发明却不能由他制造的晶体管设备。肖克利博士本人“下海”未果，掉头“上岸”，被斯坦福大学请去当荣誉教授。
诺依斯和另外七个“叛逆”并没有“亡命天涯”，他们铁了心，一定要在硅谷干出个名堂。一家照相器材公司愿意为他们在硅谷投资办实业，从事半导体的研究与开发。由于公司老板名叫费尔柴尔德（Fairchild），中文直译为“仙童”，“八叛逆”新开张的这家公司被命名为仙童半导体公司。
1957 年10 月，仙童公司也在了望山租下一间小屋，距离肖克利实验室和惠普公司发迹的汽车库差不多远。“仙童”们商议要制造一种双扩散基型晶体管，以便用硅来取代传统的锗材料，这是他们在肖克利实验室尚未完成却又不受肖利重视的项目。诺依斯给伙伴们分了工，由赫尔尼和莫尔负责搞“扩散工艺”，而他自己带着拉斯特专攻“平面照相技术”，其他的人也都各司其职。在诺依斯精心运筹下，公司业务迅速发展，员工增加到了100 多人。同时，
一整套制造硅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也日趋成熟。赫尔尼是众“仙童”中的佼佼者，他像变魔术一般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诺依斯等人首创的晶体管制造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们先在透明材料上绘好晶体管结构，然后用拍照片的办法，把结构显影在硅片表面氧化层上，腐蚀去掉不需要的图形后，再把那些具有半导体性质的微粒扩散到硅片上。
氧化、照相、刻蚀、扩散，半导体平面处理技术仿佛为“仙童”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他们突然看到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用这种方法既然能做一个晶体管，为什么不能在硅片上集成几十个，几百个，乃至成千上万呢？1959 年1 月23日，诺依斯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一闪光的设想。
